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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天说地] 中世纪妓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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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生
发表于 2020-7-9 16:34: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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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年纳德林根市议会侦讯档案——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92940423594258#_0
​​中世纪盛期以后,很多城市依靠手工业和贸易致富,推动了人口的大幅增长。市政当局为了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公共服务上动了脑筋,比如提供公营妓院。人们普遍认为,给卖淫业发放许可证并集中起来监管,比一禁了之实际却野蛮生长要好,是社会的疏压阀,与刽子手一样都属于必要之恶。这一理论有圣奥古斯丁的支持,他的《论秩序》指出,“如果你把妓女从社会上赶走,一切都会因为欲望而变得不稳定”。。在西欧,持照合法卖淫很普遍,德国南部和中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低地国家和伊比利亚等等都是如此。人们认为,卖淫为年轻和未婚男子提供了一个泄欲渠道,否则可能危及“体面”的妇女,或者导致鸡奸的罪恶。
尽管存在一些地区差异,但大多数公共妓院都遵循类似的经营模式。市议会提供一所有产权的房舍,租给妓院的承包人,由他负责妓院的日常运作,并向当局缴纳税款。承包人的收入来自住在妓院的妓女缴纳的食宿费,以及和嫖客支付嫖资的三分之一抽成,他还可以出售食品和饮料增加收入。而妓女们缴纳了食宿费和抽成之后,可以保留剩余的收入,以及顾客给她们的小费。有些贫穷的女性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攒下嫁妆。
对卖淫业的广泛接纳是中世纪晚期城市生活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许多城市,妓女的社会角色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方面,集会、游行、节庆、婚礼等各种活动的参与者,城市热情好客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作为教堂的赞助人被镌刻在神的居所的地基上。1414年,西吉斯蒙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往康斯坦斯出席大公会议,一路享受着沿途城镇妓院的款待,热闹非凡;腓特烈三世1471年访问纽伦堡,妓女们聚集在城门口隆重迎接,还用一条金链将他“俘虏”,皇帝欣然支付给她们一弗罗林赎金以换取自由。
当然,尽管承认卖淫的社会意义,妓女这个职业仍然被认为是有原罪,不体面,并且充满了各种苦难的。除了文化人的不完整叙述,她们的日常生活很少为人所知。纳德林根妓院的讯问记录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

1471年冬天,德国南部纳德林根市的市议会接到群众举报,说本市公共妓院的承包经营户利恩哈特·弗里穆特和芭芭拉·塔尔申芬丁有不法行为。讯问了当时在妓院工作的12名妓女之后,市议会获悉,妓院的帮厨女佣,一个叫埃尔斯·冯·埃斯泰特的姑娘,被上述二人逼迫卖淫,结果被搞大了肚子,当芭芭拉发现时,她又强迫埃尔斯吞下了她自己调制的一种堕胎饮料,最终埃尔斯流产下了一个男性胎儿。据其他妓女估计,当时胎儿已有约20周大。
几天之后,埃尔斯被迫再度接客,老板逼她发誓严守秘密,妓院貌似恢复了平静。然而没过多久,风言风语就在一些妓女和熟客间流传,其中一个叫巴贝尔·冯·埃斯林根的妓女说她给埃尔斯送水时,看到埃尔斯痛苦的躺在床上,男婴的死尸就放在长椅上,把她惊得不轻。无意间听到巴贝尔的见闻后,女老板芭芭拉立即把巴贝尔送到乌尔姆市的公共妓院,但流言蜚语已经捂不住了。
两名负责监督公共妓院运作的市政官员告诉妓女们,市议会已经知道了相关传言,将会进行全面调查。情绪紧张的利恩哈特在女人们一起吃饭之际,冲进来殴打流言的源头埃尔斯,想要杀鸡儆猴,却遭到埃尔斯的激烈反抗,她说除非把她的胳膊腿全砍掉,否则只要一息尚存,她就要把这些事对市议会和盘托出。
利恩哈特和芭芭拉终于明白事到临头已经躲不掉了,于是又悄悄找到埃尔斯,和她讨价还价。他们提出免除她欠他们的债务,换取她的沉默。埃尔斯同意了。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芭芭拉打发埃尔斯去厨房拿一罐牛奶,埃尔斯趁机离开妓院,直接出了城。过了一阵子,对此心知肚明的芭芭拉假意四下讯问她去了哪里,还命令妓女们在妓院里找。但是其中一个妓女,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后来作证说,埃尔斯事前已经把计划告诉了他们,找人的人都知道只是装装样子。
纳德林根市议会的调查分两个方向,首先是埃尔斯·冯·埃斯泰特的堕胎,这在中世纪同等于杀婴,是个非常严重的罪行,只是在德国南部,处罚比西欧其他地方稍轻,堕胎者很少被处死,往往是被放逐。这个案子里,埃尔斯倒没有成为堕胎的被告,议会接受了妓院里其他妇女的证词,她们把她描绘成无辜的一方。大部分细节是由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和安娜·冯·乌尔姆两个妓女提供的,这两人应该都是埃尔斯的好姐妹,在她痛苦难当之际一直支持和安慰她。埃尔斯本人也在魏森堡提供了证词,离开纳德林根之后她就去了那里。异地取证也显示出纳德林根市议会处理此事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

调查的第二个重点是利恩哈特·弗里穆特经营妓院是否存在不法行为,违背了他1469年承包妓院时的宣誓。在中世纪,宣誓是管理妓院的常用手段,因为卖淫是非常不体面的营生,极易滋生罪恶,因此必须通过向上帝宣誓诚实经营,严格约束和监管其行为,一旦出现不法行为,当局就要对其进行比其他行业严厉得多的处罚。
与少数关键证人提供了大部分证词的堕胎调查不同,对利恩哈特的指控得到几乎所有妓女的支持。尽管大多数人只是回答了市议会的问讯,但一些妓女还是抓住机会爆出了更多的细节,说明她们饱受利恩哈特和芭芭拉的剥削和虐待。
第一个来议会作证的就是安娜·冯·乌尔姆,她说,“妓院老板对她和其他人非常严苛”,“他们强迫妓女们在非法的时间接客挣钱,即神圣星期六的晚上,她们理应敬拜圣母玛丽亚而停工”。她还说,她和所有的女人都是被卖进妓院的,包括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妓女,她们都欠着利恩哈特一大笔债。她说,他和芭芭拉“强迫女人们接客,不从就被打”。她还声称,“当她们有妇人病(月经)的时候,仍然必须挣钱,让男人光顾”。
安娜接着解释了她和其他人是如何欠债的:每次妓女们结账的时候,利恩哈特都会对她们列出许多随心所欲,强词夺理的开支,使她们入不敷出,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所困。他就以此为借口禁止她们离开他的妓院。尽管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违法行为——那个时代许多雇主都会对雇工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并可能扣留财物以防止他们撂挑子逃走——但利恩哈特的剥削规模之大显然超出了限度。
他的做法包括没收她们的小费,强迫她们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如圣灵降临节和圣诞节,上贡礼金。他还以虚高的价格向她们出售商品。安娜说,“不管是布料,还是只值1个或半个弗罗林的东西,他都以2、3甚至4弗罗林卖给她们。”她还说,他收取妓女们足值的硬币,给她们的却是价值较低的劣币。一进妓院,她们的衣服就要被没收,典当给犹太商人,安娜说,她被迫“近乎赤裸,只穿裙子,不穿内衣”,结果是“她几乎衣不蔽体,不敢外出,和体面人交往。”
其他妓女补充了安娜的证言。埃尔斯·冯·纽伦堡说,她刚来妓院,就给了利恩哈特一块价值两弗罗林的面纱,她还告诉市议会,“她穿的裙子必须跟他买”。恩德林·冯·沙夫豪森和阿德尔海特·冯·辛德芬根也表示,她们的衣服都被利恩哈特没收了。恩德林还说,“只要哪个女人有好衣服”,就会被拿走。当谈到她们的伙食费时,瓦克塞尔布伦·冯·乌尔姆说,市里其他地方只要12芬尼,利恩哈特要收她们13。丘恩德林·冯·奥格斯堡说,妓院里卖给妓女的酒水也比外面贵1个芬尼。恩德林还谈到,利恩哈特向她们收取双倍于正常数额的“过夜费”,即当顾客想在妓院包夜时的费用。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说,有一次她事先通知妓院老板,她有个包夜的顾客最后没来时,她仍然被要求支付全额的过夜费。

除了上述手段,妓院老板还有其他方法从妓女们身上榨取更多收入,比如打零工。一些城镇的妓院老板有权要求妓女们接客之余纺纱,纳德林根市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安娜·冯·乌尔姆报告说,她们还是被迫要么每天纺出两个大纺锤,要么支付利恩哈特四芬尼。妓女们的行动自由也受到限制。安娜告诉市议会,利恩哈特“不让她们去教堂”,剥夺了她们听弥撒的机会。她还说,他不让她们离开妓院,让她们“没法挣钱吃饭”。关于吃的,她说,给妓女们的都是劣质的食物,而且在月经的那周,按规定本该可以多吃一点,却根本得不到应得的面包和肉。
一些妓女还向市议会报告,利恩哈特以欺诈的方式窃取她们的收入。当时妓院普遍的分账方法,是将嫖客支付的所有款项存入妓院的公共保险箱,然后在周末根据接客数量将钱分发给妓女。凯瑟琳·冯·纽伦堡说,她怀疑纳德林根妓院里有几个女人分到的报酬低于她们的收入。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说,她看到芭芭拉有时会故意少报某个妓女所挣的钱,利恩哈特就愤怒的责骂那个女人“毫无用处,赚不到钱”。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用安娜·冯·乌尔姆的话说就是“她们这些贫穷的女人,存不下钱,每个人欠的钱却都在增加,不知道如何才能偿还。”利恩哈特的罪行还不局限于经济剥削。他经常使用的暴力和恐吓手段,加剧了妓女们的悲惨处境。妓女们都表示,利恩哈特和芭芭拉经常殴打她们,利恩哈特总是抱怨她们赚的钱太少。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说,利恩哈特打人毫无缘由,“比起有错的,他更爱打无辜的”。许多证词里都说,利恩哈特会用牛鞭抽她们,瓦克塞尔布伦·冯·乌尔姆说,他有时也用棍子或皮带。更糟的是,阿德尔海特·冯·辛德芬根指出,利恩哈特有时甚至会攻击妓院的顾客,“不让他们给妓女们额外的钱”。
中世纪晚期的妓院在文人笔下会呈现出一种浪漫化的图景:在香艳的感官环境中,豪华的家具、温暖的炉火,社会各阶层与妓女们欢聚一堂,大快朵颐,醉生梦死。但纳德林根妓院的案卷中,这些妓女的证词表明,即使在公营妓院,生活也可能如同地狱。丘恩德林·冯·奥格斯堡告诉市议会,她以前“呆过其他妓院,但从未见过比这里更残酷对待女人们的地方”。凯瑟琳·冯·纽伦堡也表示,在纳德林根,妓女的待遇“极其严苛”。

当然,在此案中,妓女们有可能都在夸大其词,以确保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工作条件。但市议会经过调查,基本都采信了他们的证言。原本作为不名誉的妇女,妓女的证词在法庭上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但纳德林根市议会这次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她们对芭芭拉和利恩哈特的指控。调查结束后,这两人都被永远驱逐出纳德林根市。芭芭拉·塔尔申芬丁还因为将埃尔斯·冯·埃斯泰特堕胎,被市议会在脑门上烙上了烙印。正是堕胎使此案变得引人注目,经济剥削和暴力在色情行业委实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强迫堕胎,对市议会而言是一种远远超出正常范围的暴行。安娜·冯·乌尔姆和玛格丽特·冯·比伯拉赫在她们的两份证词中都描述了埃尔斯流产后哭得非常伤心,说芭芭拉让她心里充满了痛苦,她“夺走了我的孩子,杀死了我的血肉”。
在调查结束后的一年里,市议会为纳德林根公营妓院起草了一套新的条例,禁止了经营者许多剥削性的经济手段,因为这些手段使大部分在那里工作的妓女失去自由。与那个时代城市使用的大多数妓院条例不同,该条例还包括一个明确的条款,要求在妓院工作的女人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或目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应立即向市议会报告,以便采取纠正行动——这表明1471年妓女们的集体反抗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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