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题为“FDA陷入困境,这是解决方案”的社论。对此, FDA前生物技术办公室主任,Henry I. Miller,在媒体上发表对此的公开评论,表示纽约时报的“损招””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对于这场口水战,已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各位制药人,我们不妨把这个看做一次偏差调查报告的演练,看看起草人(纽约时报)和审阅人(前FDA官员)到底是怎么写的。
偏差描述
美国FDA正在陷入困境。该机构仍是世界领先的食品药品方面的监管机构,但内外部的批评者都说,FDA的标准已经下滑,并有一段时间了。
【审阅人评论】
FDA确实有失败,有着过多的法规问题和官僚主义。但纽约时报社论的偏差描述不够准确。
这个社论反映了一件事情:作者依靠的是口号和大众智慧,而不是实质性证据。FDA的官僚主义和风险规避性已然很高,这导致药品审批流程缓慢且昂贵,将一个新药推向市场需要超过25亿美元。然而在此情况下,纽约时报还希望进一步放慢脚步,增加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总结起来,有以下的偏差表现:
太多的处方药和医疗器械被批准使用,但关于其安全性或有效性的数据却很少;
太多其他产品(如含有CBD或THC的大麻成分),在没有明显监督的情况下出售。
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公共卫生危机。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FDA因阿片类药物流行而备受指责,即监管机构允许市场上有太多阿片类药物,而没有适当表明其成瘾或致命性。
【审阅人评论】
纽约时报批评FDA在阿片类药物流行中起着不良作用,但事实上,FDA确实已经做出努力,确保这类药物安全有效。根据标签使用时,实际已经得到成瘾可能性的警告。类似地,对于许多遭受酒精中毒困扰的美国人来说,可以将酒精相关问题都归咎于监管机构吗?
影响分析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FDA最终可能会无法制定任何有意义的法规,作为监管机构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两种声音正在美国社会激烈讨论,一种是希望药品在广泛使用之前,能够证明其安全和有效性;而对于另外一方,只要这些产品通过最低限度的安全性测试,患者就应该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史蒂芬·乔夫(StevenJoffe)博士说:“在巨大的政治和公众压力下,FDA一直朝着后一个方向发展” 。
根本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FDA监管“偏差”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部分原因是FDA的资源有限,而履行其关键职责的权利也很薄弱。
【审阅人评论】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国会研究处:
在2015财年至2019财年之间,FDA预算从45.07亿美元增加到57.25亿美元。在此期间,国会拨款增加了21%,使用费收入增加了35%。政府的2020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59.81亿美元,比2019财年颁布的金额(57.25亿美元)增加了2.56亿美元(+ 4%)。
比原始数据更重要的是,FDA如何使用资源。FDA需要节食,而不是要有额外的“资源”。
2) 在2019年的大部分时间, FDA里没有常任的局长。
3) FDA极易受到政治干预和其他特殊利益的影响。比如“旋转门”现象:为了赚钱的目的,FDA工作人员经常在其监管的公司任职,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机构的信誉。
4) 加快审批速度的部分压力来自患者,他们因缺乏治疗药物而感到挫败感(这种压力是可以理解的)。
5) 一些药企和器械企业(为了寻求更为轻松的利润)和自由主义团体(不惜一切代价放松管制)都在利用患者的挫败感,试图从根本上减少FDA的权力。
【审阅人评论】
纽约时报指出FDA“太容易受到外界压力”,大多数FDA观察者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FDA偏爱任何特殊利益,那么它们就是“进步的”利益,例如有机食品行业。解决此类偏差的方法是更好、更智能的管理。
纠正预防措施(CAPA)
历史以来,FDA做了很多工作,以平衡药品的可获得性和风险性。为了保持这种平衡,该机构需要更加强大,而不是向更弱方向发展。强化FDA的选择很多:
1) 强化法律:例如,多年来,国会一直在制定法律,使监管机构更容易监管化妆品行业,并要求医疗器械公司承担责任。
2) FDA作为独立的部门:去年,一群前FDA专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决方案:FDA获得自治权,从卫生公共服务部中独立出来。曾经,FDA的决定是最终和独立的,但数十年来,它们一直受到政治干预的层层影响。与美联储和社会保障局一样,该机构的独立可以帮助扭转这一趋势。
【审阅人评论】
这将是灾难性的措施,因为政治对机构决定的真正干预是极为罕见的。一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FDA可能不受司法部政策的约束,有可能导致政府不同部门采取不一致的立场(包括外交政策在内)。
对于FDA新局长Stephen Hahn博士,建议的纠正预防措施如下:
保持发声
Hahn博士的前任Gottlieb博士,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多方面的公共宣传活动,重点关注了他选择的优先领域,即电子烟法规和仿制药开发。他发推文,写博客,发表演说,并定期与新闻界进行公开的沟通。Gottlieb博士没有实现他的所有目标——实际上,他的电子烟策略适得其反。但是他使FDA变得更加透明,并且给了该机构一个迫切需要的声音。如果Hahn博士保持同样的透明度,他将可以更轻松地为该机构辩护,并保持专业性。
放慢药品和器械的审批
近年来,FDA做出了一些妥协,例如接受“现实世界”或“替代”证据,以代替传统的临床试验数据,这使越来越多的可疑医疗产品渗入市场。Hahn博士应重新审视其中一些不断变化的标准,并致力于放弃那些无效的标准。几乎可以肯定,这意味着审批流程会变慢,但这没有关系。
【审阅人评论】
实际上,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可以通过越来越少的试验来完成新药的临床测试。我们正在进入精确或个性化药物的时代,其宗旨是“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患者,提供适当剂量的适当药物”。
它反映出,治疗方法正在逐渐从相对不精确的“一刀切”的方法,转变为更具个性化的方法。因此,可以根据患者的基因组成、疾病的具体特征以及其他预测因素,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这使医生能够避免开出一些药物,这些产品不太可能有效,或可能对某些患者造成严重的副作用。
例如,2018年,对某些罕见的胰腺癌或胃肠道癌患者的研究发现,分析肿瘤中的“蛋白质信号网络”可以确定肿瘤存活的调节剂。然后,研究人员能够测试各种药物对这些调节剂的作用。这使他们能够预测对许多患者有效的药物。这是一种精确的肿瘤学研究,可以进行较小的临床试验。
捍卫科学
对于外部压力,FDA变得过于敏感。FDA在法规上最终的决定因素,必须是科学证据(或缺乏证据)。这意味着,如果需求没有得到科学证据的支持,FDA要对政客、药品和器械制造商以及病人说“不”。这也意味着,未能完成上市后研究,或产品被证明存在缺陷或风险时,需要让公司承担责任。
遵守现有的承诺
FDA尚未发布有关日益流行的CBD产品的监管指南,虽然其承诺在 2019年底前做到这一点。干细胞临床的监管宽限期将于今年到期,将近千家销售注射剂和其他治疗方法的企业受影响,届时FDA将需要决定如何监管。如果向着FDA的批评者和广大公众, Hahn博士能表明FDA认真对待这些最后期限,他将得到许多支持。
本文作者:华平,加拿大PharmLink公司CEO,北京六行医药研究中心(北美)负责人
原文链接:
The F.D.A. Is inTrouble. Here’s How to Fix I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11/opinion/sunday/fda-commissioner-stephen-hahn.html
Yes, The FDA Is InTrouble, But The New York Times’ Prescription Would Make It Worse
https://thefederalist.com/2020/01/20/yes-the-fda-is-in-trouble-but-the-new-york-times-prescription-would-make-it-wo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