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文书看浙江省生物医药领域刑事案件“起诉”特点及“不起诉”要点

郑海清律师

前言

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尤为重要。作为连接侦查与审判的枢纽环节，该阶段不仅决定了案件是否进入法院审理，更直接影响罪名认定、事实范围、量刑建议乃至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特别是在专业性强、技术门槛高的生物医药领域，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往往需综合考量证据合法性、行为社会危害性、行业规范标准及当事人主观恶性等多重因素。

通过对浙江省近年来公开的检察文书（包括起诉书与不起诉决定书）进行梳理，可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该省生物医药领域刑事犯罪的主要图景：如涉及侵犯商业秘密、生产销售假劣药品、非法经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科研经费违规使用等典型罪名频发；同时亦能清晰识别出检察机关在定罪与量刑建议中的核心考量因素，包括涉案金额、是否造成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是否主动退赃退赔、是否认罪认罚、有无行业监管合规记录等。

这些实务细节不仅反映出司法机关对新兴科技产业犯罪的规制逻辑，也为相关企业、从业人员日常合规建设与刑事风险防控以及涉案后争取检察院不起诉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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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主要类型与特点

浙江省的检察院起诉的生物医药领域的刑事案件，高度集中于两大板块：一是与医疗美容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非法活动，二是医药购销环节的商业贿赂犯罪。其中，医疗美容领域的案件数量尤为突出，呈现出鲜明的行业特征。

1. 医疗美容领域：假药与无证器械的“重灾区”

该领域的犯罪活动主要围绕未经国家批准的注射类微整形产品展开，形成了一条从境外走私、国内仿制、多级分销到终端注射的灰色产业链。

• 核心罪名：销售假药罪与非法经营罪是两大支柱性罪名。在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前，大量未经批准进口的注射用A型肉毒毒素（如“韩国白毒”、“粉毒”、“绿毒”）、玻尿酸、溶脂针、美白针以及人胎盘素注射液（如“MELSMON”、“美思满”）等产品，因其“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按假药论处。同时，销售未经注册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如玻尿酸、水光针等）的行为，则触犯非法经营罪。
  
• 行为模式：      
  
• 网络化、链条化销售：犯罪活动高度依赖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宣传、接单和支付，通过快递物流完成货物交付，形成跨地域、隐蔽性强的销售网络。如周某某、杨某等人销售假药、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组织严密。
  
• “销售+注射”一体化：终端销售者往往同时提供注射服务，行为人通常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在美容工作室、酒店甚至居民住宅内进行非法医疗美容操作，行为同时触犯销售假药罪/非法经营罪与非法行医罪。
  
• 共同犯罪普遍：案件多呈现团伙作案特征，内部有明确分工，如负责货源的组织者、各级代理商、负责打包发货的助手、提供注射服务的“医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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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药购销领域：虚开发票与商业贿赂

此类犯罪主要发生在药品、医疗器械的经营环节，涉及税务犯罪和职务犯罪。

• 虚开增值税专用/普通发票罪：部分医药、医疗器械公司为虚增成本、偷逃税款，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支付开票费的方式虚开发票。例如，在倪某某、高某某等虚开发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被告人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控制的个人独资企业向关联公司虚开发票。在温州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和邓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检察院鉴于犯罪情节轻微、补缴税款等情节，依法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 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发生在公立医院药品、器械采购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也时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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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要点与量刑考量

从大量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中，可以提炼出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的核心审查要点和量刑建议的考量因素。

1. 核心审查要点

• 产品性质认定：这是定罪的基础。检察机关高度依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假药认定书》或《无证医疗器械确认书》。只要涉案产品被行政机关依法认定为“假药”或“无注册证医疗器械”，即成为追究刑责的关键证据。
  
• 主观“明知”的认定：检察机关通常通过进货渠道（非正规途径、价格异常）、产品外观（无中文标签、无批准文号）、行为人的从业背景（是否具备相关资质）等客观证据，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假药或无证医疗器械而销售。
  
• 犯罪数额计算：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金额是衡量“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主要标准，直接关系到量刑档次。
  
• 证据链条构建：此类案件证据种类繁多，检察机关注重构建以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为核心，辅以物流单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现场查扣的物证、鉴定意见等的完整证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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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刑建议的主要考量因素

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会综合考量以下情节：

• 法定从宽情节：      
  
• 自首：如佟某某销售假药案中，被告人唐某甲具有自首情节，检察院建议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 坦白/如实供述：绝大多数起诉书中，被告人均有“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表述，检察院均建议依法从轻处罚。
  
• 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依法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如王某、周某某销售假药、非法经营案中，被告人周某某系从犯。
  
• 立功：如牛某、秦某销售假药案中，被告人牛某有立功情节。
  
• 未遂：部分犯罪未得逞的，依法认定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如代某某、唐某某非法经营案中，检察院明确指出“部分犯罪未遂”。
  
• 酌定从宽情节：      
  
• 认罪认罚：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广泛适用。大量起诉书载明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院据此提出从宽量刑建议。
  
• 退赃退赔：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赔偿被害人损失，是重要的悔罪表现。在刘某某非法经营案的不起诉决定中，其主动退赔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重要考量。
  
• 初犯、偶犯：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偶犯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起诉时会予以充分考虑。在多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的不起诉决定中，此情节被明确提及。
  
• 社会危害性：是否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后果，是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关键。在刘某某销售假药案的不起诉决定中，检察院特别指出“销售的假药数量较少，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法律变更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订后，将“按假药论处”的情形进行了调整，部分此前可能被认定为假药的行为不再入刑。这在赵某某销售假药案和李某某销售假药案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得到体现，检察院因“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涉案药品不能认定为假药”而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从旧兼从轻”的司法理念。因此，如果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有“一部分”）发生于2019年以前，对是否构罪或对量刑都有很大影响，是重要的辩护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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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争取不起诉：审查起诉阶段的“黄金辩护期”与检察机关的裁量逻辑

审查起诉阶段不仅是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准备阶段，更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争取不起诉决定，实现案件“软着陆”的关键环节。不起诉决定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在审判前终结，对当事人而言避免了定罪判刑的终身烙印，对企业而言则能最大限度减少因核心人员涉刑带来的经营震荡。

从浙江省的实践来看，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主要基于以下三种情形，大量案例为此提供了佐证：

1. 法定不起诉（绝对不起诉）

指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在生物医药领域，常见的原因是法律变更导致行为不再被认为是犯罪。

• 案例：在刘某某销售假药案、**林某甲销售假药案及李某某销售假药案中，被不起诉人均因销售肉毒素产品被立案侦查。但在案件审理阶段，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施行，相关产品因“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被认定为假药的法律依据发生变化。检察机关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认为上述行为依据新法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故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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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疑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

指经过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 案例：      
  
• 王某某非法经营案：检察机关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王某某有实质的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行为，且公安机关认定其非法经营所依据的部门规章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 蔡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朱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胡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在器械质量不合格系列案件中，检察机关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后，认为认定被不起诉人“明知”不合格而销售的主观故意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 叶某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检察机关认为，指控受贿仅有行贿方证言，与书证、同案人辩解矛盾；指控职务侵占因公司财务混乱，审计报告不能准确反映事实，证据不足。
  
• 钟某某非法经营案：检察机关认为，证实其参与非法买卖外汇的资金来源及获利证据链不完整，决定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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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

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这是实践中适用最广泛的不起诉类型，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考量因素与前文量刑考量高度重合，但标准更为严格，主要适用于：

• 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涉案数额小，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      
  
• 案例：刘某某销售假药案中，检察院明确指出“销售的假药数量较少，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 案例：丁某甲非法行医案中，虽两次受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但仅获利40元，未造成损害，检察院认为情节轻微。
  
• 具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如自首、坦白、从犯、立功、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      
  
• 案例：郑某某非法行医案：行为人系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初犯、偶犯，具有坦白情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 案例：董某甲非法行医案：虽长期非法行医且多次被行政处罚，但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 案例：李某某非法行医案：虽因非法行医两次被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但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节，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 案例：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类案件中，温州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沈某某、杭州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案，被不起诉人均因补缴全部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被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而不起诉。
  
• 案例：在单位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中，刘某某行贿案、林某甲单位行贿案、裴某某行贿案，行为人因在立案前主动交代、情节轻微、自首等获得不起诉。
  
• 嫌疑人系特殊主体：如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关键负责人等，不起诉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社会效果。      
  
• 案例：程某某诈骗案中，被不起诉人系在校大学生，诈骗数额7242元，但全额退赔获谅解，检察院综合考虑其情节及特殊身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争取不起诉的策略意义：对于涉案企业或个人而言，在审查起诉阶段积极争取不起诉，尤其是酌定不起诉，是化解刑事风险的最优路径。这要求辩护方不仅要关注定罪证据的瑕疵，更要主动创造和呈现从宽情节，如促成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进行企业合规整改、提交社会调查报告等，以说服检察机关作出“虽构成犯罪，但无需刑罚处罚”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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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合规与刑事风险防控启示

通过对浙江省检察文书的分析，可为生物医药，尤其是医疗美容和相关经营企业提供以下风险防控启示：

• 严守产品准入红线：企业必须确保所经营、使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均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或注册。任何销售、使用未经批准的进口药品、无证医疗器械的行为，均面临极高的刑事风险。所谓“国外正品”、“代购直邮”不能成为违法免责的理由。
  
• 资质许可不可或缺：从事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必须取得相应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机构必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操作人员必须具有《医师执业证书》。无证经营、无证行医是刑事犯罪的高发区。
  
• 规范财务税务管理：医药经营企业应杜绝通过虚开发票等方式偷逃税款。随着“金税四期”系统的完善和税务、公安、检察等部门行刑衔接机制的深化，虚开发票行为的刑事风险显著增加。
  
• 建立内部合规体系：企业应建立覆盖采购、验收、储存、销售、财务全流程的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对员工的合规培训，特别是对一线销售和采购人员的法律法规教育，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 妥善应对行政执法与刑事调查：一旦因产品问题或经营行为面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应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厘清行为性质。在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时，应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评估风险，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企业合规整改等方式，争取不起诉或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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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浙江省的司法实践表明，生物医药领域的刑事风险高度集中于对基础行政许可和产品质量监管红线的突破。检察机关在打击此类犯罪时，形成了以行政认定为基础、电子证据为核心、数额情节为标准、认罪认罚为导向的清晰办案逻辑。同时，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决定，尤其是酌定不起诉的广泛应用，为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的行为人提供了避免刑事判决的宝贵机会。对于行业参与者而言，唯有将合规经营置于首位，深刻理解并严格遵守药品、医疗器械及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并在面临刑事追诉时积极采取有效辩护策略，才是防范刑事风险、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


（作者：律师×执业药师+15年生物医药一线管理与合规经验 × 11年执业律师经验（擅长刑事控告与辩护、企业常年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