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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公开资料:
中国很多单位,过去近亲繁殖问题很严重。不仅影响学科发展,而且导致人事纠纷。 我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之后,首先就把学术委员会的老院士换了,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他的学生是前院长、学术委员会有几位他的学生,而且我自己还任命他的一位学生任学院副院长。这样,开展工作就会出现问题,为了工作,必须让他卸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当时学校支持我,但很紧张,以为老院士会不满意,事实上,老院士通情达理,没有提反对意见,是北大生科院早期平稳改革的重要一环。 北大全校人事改革成功的一条是处理了不合理近亲繁殖的问题。
我长期参与北大理工科人才小组,见证全体专家大多数如何认真工作。
北大理科院系的近亲繁殖大幅度下降。
有时校领导的学生被提名到委员会讨论,但如果这些学生学术不突出,或者学术突出但与导师不能分开独立,或者学科设置重叠,都被投票所否决。有一位学院院长新到北大,不知道理工科人才小组的“厉害”,当其提名的人(校领导的学生)被否决时,当初快哭了,全场一时不知所措,我打破了尴尬,告诉他:你不用担心,领导自己在这个委员会也同样投票否决其他院系的近亲繁殖。 北京大学邓兴旺教授是华人植物生物学杰出的科学家。但他全职回国后,只要提名自己或夫人的学生在北大工作,一般都被否决。他有一位学生的研究非常突出,同样被北大否决,但成功地获得清华录用。这样他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且不被人长期怀疑是否一直需要依赖自己的导师。 蒲慕明教授及其夫人,还有他指定的接班人,如果培养学生特别优秀,就不应该大量放在自己的单位工作。 今天的中国,极少单位还有“自己的学生,成为夫人的博士后,再回自己单位任职”的模式。中国有些地方和单位很严,出现这种模式可能会被人追究如何排除利益输送。 我主持的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研究所,和我参与主持的北京脑科学中心,不仅没有自己的学生,而且连做一个果蝇的都没有。
因为我主张放手让研究员组成的委员会自主,他们对果蝇的偏见我懒得纠正,因为首先需要大家知道研究单位是公家的,不是研究机构负责人的。这一点,比其他都重要,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空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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