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哲学史集锦系列——文学与医学：生命救赎的两个支点

清歌一曲月如霜

“文学与医学”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学科

　　196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成立。当年第一批医学生入校时，医学院的医学人文学系就已开始运转。1972年，该系设立了文学教授职位，Joanne Trautmann Banks也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位在医学院任教的文学教授。1982年，学术期刊《文学与医学》问世。文学与医学的专业学会从属于美国卫生与人类价值学会，这一学会已于1998年并入美国生命伦理和人文学会。至此，文学与医学具有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3个条件：全职教席、学术期刊和专业学会。

　　美国得州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前任院长Ronald Carson认为，按照学科标准来判断，文学与医学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学科，但它与生化或生物这样的学科不同。因为这些学科是创造新知识的，而文学与医学的目的不是创造新知识，而是对医学、医疗服务等进行多方面认知的一个途径。

　　医学生的课程安排历来都很紧，在 “拥挤”的教学计划中再加入文学课，意义何在？大体说来，有以下3方面的考虑：1.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培养医学生的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分析能力以及移情能力。2.通过阅读病人叙事，使医学生增加对病人的理解，因为病人感受到的疾病与作为独立客体存在的疾病是不一样的。3.文学和文学技巧可以让医学生学会对医学中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如医生辅助死亡、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等伦理问题。如此一来，这些未来的医生在面对真实的病人时，才能够做出人道的、尊重病人价值观的选择，才能够把病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非单纯的疾病载体来治疗。

　　让医学生间接地经历苦难和死亡

　　在文学与医学崭露头角的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医学院并没有意识到文学与医学有多大的关系。因此，医学院的文学课多是医学伦理课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阐释伦理原则，或说明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到20世纪90年代，《柳叶刀》、《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和《内科学年报》等主要医学期刊都开始刊登文学与医学文章。其中由8位文学与医学领域的知名教授（其中两位是医生出身）合写的文章《文学与医学：对临床实践的贡献》发表在1995年第122期的《内科学年报》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此后，文学与医学从最初单纯作为伦理课的讨论素材发展到多种课程设计。如密苏里大学有关治疗与关怀的写作课程就要求学生集中阅读并讨论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并就病人的感受、病人家人的感受、医生的道德选择、社会在面对鼠疫这一灾难时的表现等进行写作。

　　另一种文学与医学课则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医生形象，并引导学生讨论医生形象变迁的原因——这往往与医学的发展相关。在体液学说时代，医生或靠放血疗法和大药方骗钱（如莫里哀戏剧中的医生），或因人品以及对病人的关怀成为病人可以信赖的朋友。科学医学时代最著名的虚构医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inclair Lewis塑造的Arrowsmith，鼓舞了当时众多的年轻人投身医学事业。到了所谓的“后科学医学”时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医生则成了“技术狂人”。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感受，医学生能切实感受到这样的医生根本不会把病人作为“人”来善待。

　　还有一类文学与医学课集中讨论疾病、疼痛、衰老、精神健康、死亡和等待死亡这些命题，如《圣经》中的《约伯记》、加缪的《鼠疫》、卡夫卡的《变形》、肯·凯西的《飞跃疯人院》、托尔斯泰的《伊万里奇之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特别是《伊万里奇之死》更是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选择这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医学生间接地经历苦难和死亡。

　　鉴于医学教育的特点，文学在课程设置中不可能占很多课时，医学生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因此，适用于医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形式以短篇小说、故事、随笔、戏剧、诗歌为主，有时也可以节选经典的长篇小说。当然，最受医学生欢迎的还是“医生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的《第六病房》等。出于对这些 “医生作家”教育背景的认同，对相同或相似工作环境的预期，以及对他们能“身兼两职”的钦佩，医学生对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认同感。特别是Richard Selzer的书《给年轻医生的信》，更是起到了类似“本行业常见错误指南”的作用。

　　医学是“合法的妻子”，而文学是“情人”

　　虽然有人质疑用文学这种以虚构为特点的学科带领医学生对实实在在的医疗进行探索的可行性，但文学进入越来越多的医学院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截止到 1994 年，有1/3的美国医学院在课程中设置了文学课。另外，文学和医学还被认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医学是客观、准确的，而文学是主观、模糊的。 C.P.Snow于1973年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撰文说，把文学引入医学教育中正是沟通这两种文化的桥梁。文学与医学的学者则认为两者从来都是不可分的——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既是艺术之神，也是医学之神；医生出身的契诃夫曾主动地称医学是他“合法的妻子”，而文学是他的“情人”。

　　过去30年里，文学在美国医学院的境遇表明，文学在医学生的培养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职业道德导师”的角色。这对我国的医学教育也很有借鉴意义。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实质不是教学生学会一些伦理原则和法律条款来进行自我保护，也不仅仅是对病人和颜悦色，而是要理解病人的处境和痛苦，尊重病人及其家人在生命的重要时刻做出的决定，认识到真正的医学是一切以人为本。而这些道理正是使医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特之处，我们不能等学生自己去悟。所以，在医学院一定要开设以阅读有关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等作品为内容的文学课，帮助学生在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之前就认识到这些道理。

(摘自2009.10.9《健康报》 北京大学医学部 郭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