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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


2013年医学或生理学奖给了从事细胞膜运输机制研究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詹姆斯·E·罗斯曼、兰迪·谢克曼和托马斯·聚德霍夫，获奖理由是他们在细胞膜转运机制的卓越贡献。



詹姆斯·罗斯曼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系系主任、纪念Fergus F. Wallace生物医学教授。他曾获得多种荣誉，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露依莎·格罗斯·霍维茨奖、拉斯克奖基础医学奖（2002年）、费萨尔国王奖。他在耶鲁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哈佛获博士学位。



兰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1948年12月30日－）是一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细胞生物学家，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主编。199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2年与詹姆斯·罗思曼因对细胞膜传输的研究获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1955年12月22日生于德国哥廷根），德国生物化学家，以研究突触传递知名。自1986年以来聚德霍夫博士的研究已经阐明了许多主要的蛋白介导突触前功能。2013年，他和理查德·舍勒分享了拉斯克基础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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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是根据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奖项，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在学术界雄踞霸主之位，几乎是每一位科研人员的梦想。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每年都会将此殊荣奖给前一年在人类生理医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每年开奖期间，无数的聚光灯在获奖者们身上闪耀，那是多么的光芒万丈。然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通往诺奖的道路并非坦途。聚焦诺奖光芒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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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时间7日11时30分(北京时间7日17时30分)，诺奖评审委员会宣布，James E. Rothman, Randy W. Schekman & Thomas C. Südhof最终获得201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们在“细胞膜转运机制”的研究发现最终赢得了诺贝尔医学生物学专家委员会的肯定与认可，共同成为2013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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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中国本土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


诺贝尔科学奖走过百年历史，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全世界共有30多个国家的几百名科学家获奖，中国本土科学家却一直榜上无名。“中国本土科学家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每每在诺贝尔奖颁奖时节被不断提及。

10月22日，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江云与媒体记者分享了他们对诺贝尔奖的解读。在两位专家看来，近些年中国科学技术持续进步与诺贝尔奖越来越近，但依然存在距离，而这种距离来自原创成果、执着精神和科学机制的缺失。

郭光灿长期研究量子科学，今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与他的工作有很大关系。近十年来，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增加让这位70岁的科学家印象深刻。“这使我国科研实力大大提高，提高到国外只要有人提出新的信息，我们很快就可以跟上而且能出很有水平的文章。”但郭光灿觉得，有一点还不够，那就是我们缺少原创的东西。“紧跟没问题，也可以超越，但要做到领先的原创，我们还有一定距离。”

他认为，目前我国各学科、各领域原创还很少，应该更多地鼓励原创性，尤其是鼓励对科学有追求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本身应该非常乐于做科学研究、把科研当成一种爱好，不考虑获得什么奖，不把获奖当成工作的动力。“如果有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参与科学研究，我认为诺贝尔奖早晚要到来。”郭光灿说。

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郭光灿说，那时和他一起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都怀着“将来当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梦想，但现在的年轻人想法更多，也更加实际。“追求功利所占的比例和以前相比要大得多。”这种新的环境下，他认为需要有更加科学合理的机制让真正热爱科学的人能够投身科学，潜心研究。但现在的制度下，学生们常常选择更容易出论文的题目做，否则毕不了业，评不上职称。

199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王江云是位年轻的科学家，在他看来，现在中国研究所和高校里的年轻研究员和教授，受到考核的压力比美国同龄人还要大，“评估更加频繁，考核更加严格”。考核频繁的结果是大部分年轻的科学家选择紧密跟踪、跟随欧洲、日本、美国的研究，“这样可以有保障地迅速发表一些高水平的文章”。

静下心来，认真执着地做研究，郭光灿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想这样做但是环境不允许，“最大的问题是评价体系”。郭光灿以量子芯片研究举例说，该项工作难度大，又不容易出文章，不容易出文章就留不住年轻人。“国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奖，没有文章什么奖都拿不到，什么位置都没有，这就很难使看重这些的人真正专心研究。”

“如此一来，对年轻人有导向作用，使他们很难做艰苦的、花时间的、不容易出成果的、对个人利益又不太有利的工作。”郭光灿说。他希望国家除了项目支持的形式外，能够固定支持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让更多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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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院士豪言：10年后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将成常态  


院士豪言：10年后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将成常态

“我是一个习惯于批判性和发散性思维模式的典型，看问题也许稍微前瞻和宏观。”昨天，南京工业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礼，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黄维表示，不太赞同“钱学森之问”。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当前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与全球接轨的能力和基础条件已经具备，10年之后，像诺贝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 地上出现应该属于常态。

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未来的疑问：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了举国的深思。

“我的看法可能比较特立独行。”黄维说，他并不太赞同“钱学森之问”。他认为，任何命题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钱老的思考是基于他正值创新工作高峰时期的直接经验，当时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即便是20多年前我开始涉足有机电子这一新兴领域的时候，国内的科研条件也很拮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没有相关的资料库存，仅在化学工业部有一个科技文献检索中心，资讯匮乏且收费较之当时收入水平，可谓奇高，信息化建设更无从谈起。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腾飞，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中国大学的水平与质量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黄维说，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10年间走过了国际上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国际学术前沿和世界一流水平这么近。

他举例，我国2011年研发投入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在科学论文方面，我国已达到与主要创新性国家总量并行的阶段，而且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近十年来，我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排世界第六位，被引国际论文数量排世界第五位。“这样一些数字还 会快速改观，成为世界第一，至少第二，对此我有百分之一万的信心。”他说，最新数据表明，北京大学已有18个学科进入了全球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前百分之一。

黄维说，据他个人初步估计和判断，10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赵旭锋

想得诺奖，就要用做基础研究的毅力和大笔的钱，不知道现在做基础研究的人多不多，投入的钱能有多少

彩虹

院士豪言：10年后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将成常态---但愿能成现实。

仲夏秋夜云

对生物制药来说……算是一个宏观面上的好事儿？

yscaiyl

这个不好说了的啊！实在是中国的大环境真的不允许的，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