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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yuansoul 于 2014-12-25 14:03 编辑
读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爱好。以前在美国大学做科研时，阅读的图书以文史类中文图书为主。现在不做科研了，阅读习惯倒了过来，读的主要是科学类的英文图书了。因此我对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新书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浏览的范围仅限于作者或出版者的赠阅。清点一下过去的一年里收到的作者赠书，有两位老人的新著值得一提。 辩：太好了。咱俩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惜的是俺木有出过锅，好在偶尔看看BBC\CNN，扭腰时报、牛筋大学。 一本是高耀洁女士著《中国艾滋病调查》。该书上编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现状调查”，那并非严谨而枯燥的科学调查，也非空泛而煽情的记者调查，而是高女士多年来深入艾滋病村的底层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救助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所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和亲身体会，文笔质朴得近乎笨拙，惟其如此，反而突显出其真实。下编为“艾滋病预防知识问答”，大概是她多年传播的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的汇编。高女士曾反对提倡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这个与医学界主流不符的立场受到过专业人士的批评。令人高兴的是，在本书中，高女士已改变立场，认为使用避孕套可有效地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我发现我和高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的宣传，特别痛恨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欺骗最不该被骗的绝症病人的江湖骗子。因为揭露这些骗子，高女士还惹上了官司。“绝不说假话。”这是高女士刻意坚持的一条原则。提倡说真话已成时髦，但大多数人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提倡讲真话不等于自己敢讲真话，有的作家因为提倡说真话而获得敬重，但我不知道他可曾具体说过哪怕一句会得罪某个人的真话。能够身体力行，像高女士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另类。 辩：治疗通常是指干预或改变特定健康状态的过程。 为解除病痛所进行的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对生命及疾病本质认识的深入，19世纪以来医学所掌握的治疗手段有了巨大的进步。目前西医内科学作为基础的药物治疗为主的学科群，与外科学作为基础的手术治疗学科群，此外，还出现了物理治疗、放射治疗、核医学、心理治疗、体育治疗、生物反馈，器官移植、医学工程等新的治疗手段。新的疗法还在不断涌现。但就其临床选用各种疗法的目的而言，不外乎三种情况： ①消除病因。对因治疗又称特效疗法、即治疗目的是消除病因，常可达到根治的目的，被视为较理想的治疗（如用氯霉素治疗伤寒病人和手术矫正畸形等）。 ②对症治疗。治疗的目的不在于消除病因，而在于解除某些症状，或称姑息疗法。应当说，许多疾病在病因未被认识时，所采取的治疗措施都属于对症治疗的范围，如古代医学所采用的导泻、止痛药物及拔火罐、按摩手法治疗等。在现代医学中，虽然有时病因不明或虽已知，但无法消除，或症状本身构成对生命的威胁时，对症治疗就是必要的正确的选择。前者如肿瘤的切除，后者如休克的纠正、器官移植等。 ③支持治疗。即治疗的目的既不是消除病因，也不针对某些症状，而是为了改善病人的一般情况，如营养、精神状态等。严格地说，一切治疗都必须以支持治疗为基础，这点容易被医务人员忽略，特别是在精神上对病人的支持。当病人的一般情况不允许接受其他治疗时，支持疗法就具有主要的意义。有时改善病人的一般情况本身就具有治疗意义，如营养不良患者的一些合并症，在改善营养状况后，往往可以自愈。 在实际工作中这三种治疗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选用或联合运用，因病、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为病人谋取最大的利益，是一个很严肃任务，有时还是很复杂的思维过程。治疗效果也是一个临床医生水平高低的主要的标志。 一开始，我也和你观点一致。但是仔细一想。。。。你是不是把“治疗”和“治愈”混淆了？要不咱们还是以异文作为定义基础比较好。容易区分。
许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讲真话著称的老人。他听说我在北京，约我见面，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新出的爱因斯坦文选——《走进爱因斯坦》。我的科学思想的启蒙源于大学时代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译者许良英先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虽然我后来已无需再借助译文阅读爱因斯坦著作，甚至能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了。我以前曾经指出，爱因斯坦有关科学起源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一段很著名的话，在《爱因斯坦文集》中被译错了，这个错误还流传颇广：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最后一句译文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其实完全错了。有人将之改译为：“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比原文，可知这句话与中国毫无关系，是爱因斯坦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爱因斯坦只是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学。《走进爱因斯坦》收录了这段话，不过已做了改动，改成：“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虽然语气没有译出，语义也有些模糊，但毕竟不像原译那样错得离谱。可见许先生没有停止过润色其总体上已非常出色的译文。 辩：这个很重要了。不知道是你先说的，还是别人先说的。我们看看证据吧。。。。话说本文发表于：2005.11.22. 而人家李醒民 发表于2005.05.09 要依据第一手文献立论——从爱因斯坦的〈自述〉的几处译文谈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从事学术研究。。。。。。 最后顺便说一下，经常有论者在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时引用爱因斯坦1953年给J. E. 斯威策的信，但却是错误地引用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 p.574）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翻译有误，即使从中文上下文也可以做出判断。原文是：“In my opinion one 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s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ke at all.”[ ]这可以译为：“以我之见，人们无须惊讶，中国的贤哲没有迈出这两步。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些发现全都被做出来了。” 参 考 文 献
[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1版。
[ ]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Edited by P. A. Schilpp,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49, p.5.
[ ] 李醒民：《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6-81页。
[ ]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498-501，507页。
[ ] 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第119-195页。
[ ]D. Howard, Einstein on Locality and Separability, Stud. Hist. Phil. Sci., 16(1985), pp.171-201.
[ ]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94-204页。
[ ]李醒民：论科学哲学中的“不可通约性”概念， 沈阳：《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总第48期），第33-40页。李醒民：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不可通约的”术语吗？，太原：《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11卷（1994），第4期，第32-33页。
[ ] Joseph Needham, 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Scientific Changes, Ed. by A. C. Crombie, London: Heinemann, 1863, p.142. （原载合肥：《学术界》，2005年第2期，第156~161页） 发布于2005 年 5 月 9 日 12:41 学科建设论坛 而2003年，环球杂志，里面你还记得是李老师说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最后一句话译文以前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但是正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醒民所言，这完全译错了。他将之改译为： “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这个译法被当今中国一些打着“科学传播”的旗号反科学的所谓“科学文化人”推荐、引用，一再用来证明爱因斯坦否定古代中国有可能发展出科学。 实际上，这个译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句话在原文中与中国毫无关系，是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 “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爱因斯坦只是认为科学的起源是个不平常的事件，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值得惊讶的是西方居然会发展出科学，但是并没有断然否认古代中国有可能发展出科学。这句话不论是从字面上，还是根据上下文，都很容易理解。《爱因斯坦文集》的译者可能由于先入为主而看错了这句话，未必是英语水平的问题，但是“科学文化人”是有意要改正别人的错译的，自己却也译得面目全非，英语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这段话的前面部分也译得不甚准确。准确的翻译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被理解错或译错的爱因斯坦名言还不只这两条。例如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译本最前面引用的爱因斯坦名言，也属错译。在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了，不过是希望读者以后遇到有人引用爱因斯坦名言时，不要被吓倒，而要考虑到是否是错引。即使引用正确，也无需盲目接受，因为爱因斯坦毕竟不是神，同样有可能说错话。 综合考虑，我只能说是岁数大了，记忆不好了，笔误。。。。等等。
几天前我路过一个小书摊，里面只摆了几十种畅销书，其中居然有这一本《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作、思想能在中国如此流行，得益于许先生不懈的引进和推介。相比之下，在科学成就和思想上都可与爱因斯坦并肩的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见到的达尔文著作中译本都算不上合格。 高女士是社会活动家，许先生是学者，最后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另一位老人，一位角色和他们都很不同的老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他的《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一书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给了我，但我一直没有机会介绍。看了这本书，我们会发现现在备受关注的学术腐败其实是早已有之，邹院士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呼吁正视这个问题，只不过未广为人知而已。当然，当时的学术腐败还没有泛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但也可见邹院士等人的先见之明。邹院士热心公共事务，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影响颇大。但也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其实，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晚年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科学普及和维护科学尊严，其贡献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能留给后代，不仅仅是某项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科学精神的传递。 三位老人，三本书，都因为求真而可敬。 2005.11.22.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维护科学尊严 探索科学真理》，邹承鲁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中国青年报·冰点》2006.1.4，发表时因篇幅关系有删节。为《中国新书》2006年第一期“2005，我的阅读记忆”栏目而作。）
总结：我们的知识大多来源于古人、他人。真正自己研究出来的新的东西恐怕很少很少。质疑方面，您是我的老师。在质疑的世界，我支持您。但是如果很盲目的去贬低中医，则是数祖忘典了。。。。。。。坏了，我也错了。。应该是“数典忘祖 ”。 说的不对之处，请老师，和围观者原谅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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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5 13: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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