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Biotech眼中的创新药第一震荡期

曾经离开学术界投身工业界一度被视为“叛逃”。但现在这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离开学术界，进入生物技术领域，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头。但这一方面，影响着生命科学更长期的未来，尤其是原始创新的层面；另一方面，急于投身工业界的博士毕业生们对生物技术行业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呢？

瑞妍对她的职业选择保持开放态度。毕竟，她还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工程博士二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在进研究生院时就知道自己不想进入学术界。

“当你试图计算你的小时工资时，它低于最低工资，这很荒谬。”瑞妍说。

她并不孤单。年轻的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离开学术界，前往私营公司从事待遇丰厚的工作。“象牙塔不会是最终目的地”。像瑞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进入研究生课程时，已经知道他们不想长期留在学术界。

实际上，“做学术工资过低”的抨击，几十年前就存在。但现在有一个重要改变，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行业和私营企业，对生命科学人才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而且愿意提供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对于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些诱惑是不可抗拒的。

这一问题已经发展到紧要关头。教授们报告说，他们很难聘请博士后，正在推迟研究项目，并迫使大学考虑提高工资和福利，因为捐赠基金正在萎缩。

这种情况促使很多专家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科学更长期的未来。“转折点即将到来。”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教育和外展高级主管道恩·伊斯特蒙德认为，当前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工蜂”：诱人但有缺陷的承诺

在当下发生的生物技术热潮、博士后短缺或者迫在眉睫的研究生罢工之前，大约30年前专家们就已经看到了“危险信号”。

在1970年代作为一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时，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蒂尔曼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科学家的资助相当多。但在1991年，她在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任职期间，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没有什么比这样想更可怕的了——我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可以有很棒的想法，我可以出色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但我仍然可能得不到资金。”蒂尔曼说。

“人太多，钱太少”。这是1994年第一份调研报告的结果。

第二次调研时，他们的发现更令人不安。生命科学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数量与可用教职岗位的数量不成比例。毕业博士中能获得终身教职的人越来越少，这种趋势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在1963年至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生命科学家中，约60%在10年内获得了终身职位。在20世纪70年代初获得学位的人中，这一比例下降到54%。而在80年代中期的毕业生中，只有38%的人在10年内获得终身教职。

特拉维斯有哈佛大学M.D.和Ph.D.双学位，发表近40篇论文和4项专利，但不符合住院医生资格。这是他进入生物科技行业的动力。在美国，有约7%的人跟特拉维斯一样没有成为住院医生。

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其结果将是劳动力市场破裂，因为它建立在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的诱人但有缺陷的承诺之上——这些学术界的“工蜂”有一天会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而得到自己的蜂巢作为回报。

蒂尔曼提出，学术实验室需要增加更多具有竞争力的薪水的科学家职位。她还撰写了近500页与之相关的文章建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采纳了一些，比如专门针对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研究资助，但大多提议并未得到重视。“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化问题，而文化是最难改变的。当时钱比人多，现在人比钱多”她说。

因此蒂尔曼在2015年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就此问题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拯救生物医学研究”，但由于缺乏资金，这一组织几年后倒闭了。

逃出象牙塔

这些年来，学术界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大家（学生）所做决定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进行的年度普查——“获得博士学位调查”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找到工作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生计划进入行业的比例徘徊在20%至30%之间。

十年间，进入工业界的比例逐年爬升。到2019年，首次超过了进入学术界的毕业生的比例（36%），为42%——这一趋势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在增长。

这一趋势紧跟着流入生物技术行业的资金急剧增加。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年度风险资本投资从2012年的50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80亿美元。

当生命科学公司筹集到大量资金时，他们会迅速招人。湾区的10x Genomics公司只是众多例子之一。这家基因测序公司成立于10年前，现有员工1200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拥有博士学位。

10x Genomics联合创始人辛德森表示，对人才的需求永无止境。

这种热情似乎是双向的。一个研究生项目负责人注意到，在博士课程开始时，对非学术职业表示兴趣的学生有所增加。

曾经离开学术界投身工业一度被视为“叛逃”。但现在这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离开学术界，进入生物技术领域，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头。部分原因可能是更多的新生已经在工业界待过，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完成学士学位后通常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进入研究生院。斯坦福大学免疫学项目主任奥利维亚注意到，更多的申请人曾在公司工作过，而不是在大学实验室。

在公司的工作可以让年轻的研究人员接触到应用科学的新方法，并提出知识产权转化成产品的挑战。同时，他们还会提供不菲的薪资。根据该调查，进入行业的生物医学博士毕业生的起薪中位数有望达到10.5万美元，而博士后的起薪为5.3万美元。

迫在眉睫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要离开学术界。对于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学术生涯体现了他们对科学的极度热爱。

劳拉作为杜克大学的博士后，正在破译关于肠道和大脑中的细胞是如何交流的，以及如何塑造我们对某些食物的偏好，以期寻找控制肥胖和糖尿病等疾病的新方法。

“有很多创业公司的朋友在做其他科学相关的事情，他们赚的钱比我多得多。我想，‘这一定很好，’”劳拉说，“但对学术界的热爱让我留在了这里。”

然而，年轻研究人员走出学术界的整体转变已经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2022年《科学》和《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这一趋势，许多学院在招聘博士后时遇到了困难。另一数据为这一趋势提供了确凿的数据，继续博士后计划的生命科学毕业生的比例从2010年的70%稳步下降到2021年的近58%。

像萨拉这样的新教员受到的打击最大。2022年9月，她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两三月后，她仍是唯一的成员。由于很难招聘博士后，她的研究可能面临停滞，并进一步危及到她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

不过这并不奇怪。萨拉的研究领域是这几年最热门的领域之一——mRNA，这一领域，诸多公司曾经疯抢过一轮科学家，萨拉本人就曾拒绝过两份邀请。

尽管萨拉一直在努力说服学生把博士后视为积累知识和技能的机会，但“我们无法提供公司能提供的工资”，萨拉心中感到无力。

有证据表明，在其他工作领域，读博士后是要付出代价的。2017年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攻读生物医学博士后的研究人员通常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赶上仅以博士学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行的工资水平。

有迹象表明，整个机构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影响。根据伊斯特蒙德介绍，斯克里普斯现在在拉霍亚校区有267名博士后，而十年前有609名。

“这是个糟糕的迹象”，他说，“博士后确实能给实验室带来难以取代的特殊品质。”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提高博士后的起薪。麻省理工学院宣布，2023初将把博士后的最低工资从大约5.5万美元提高到6.5万美元。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将博士后起薪提高到7万美元。但是，这些提振措施有限。因为Biotech给得更高，比如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给一年级博士后的年薪为8.6万美元。

这一问题也引发了政府的关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启动了一个工作组，专注于去了解博士后短缺的问题。

本文编译自《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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