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传闻：创新药的致命一击？

昨天，一个消息引起了中美生物制药圈的激烈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直接针对中国创新药企的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以及临床数据的使用。这一消息首先被《纽约时报》披露，在业内引发了很大震动。

一名跨中美服务MNC和中国biotech的BD交易的律师表示：“消息传出当天，已有一些客户表示关注，担心中短期会对BD交易有影响。”

尽管报道中提到白宫发言人在周一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并没有“积极考虑”这份行政命令草案。但根据三位参与讨论的人士透露，就在上周，政府官员还在向美国生物科技投资人征求意见，并更换了草案的不同版本。

背后的推动者是美国相关投资方：由于近期MNC一直在大量收购中国新药管线，导致美国本土中小型biotech受到“冷落”，进而引发了相关投资人士的不满。

这一波中国创新药热潮是由BD驱动，如果《草案》落地，将直接影响中国biotech的BD状态。

消息一出，一些在对美交易上做得不错的中国biotech都受到了影响。人们担心此份草案会成为下一个“生物安全法案”。

一名在美关注生物医药产业的律师提到，这份草案和“生物安全法案”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行政令（EO）如果确定落实后，无需经过国会表决，总统签署即可生效。通常行政令的内容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具体实施细则将由FDA、CFIUS等监管机构制定。因此它的生效速度会远快于立法程序。

这名律师还解释：两者针对对象不同。“生物安全法案”针对CDMO企业，而这次草案针对创新药企业。“但边际影响应该是会超过‘生物安全法案’之于服务环节的限制。”

但现在，一些美国大药企已经开始就此进行lobby，“这项草案一旦落地，对美国MNC的打击是最大的”，一位美国biotech创始人表示。

最终草案是否执行，依然是未知状态。其背后不仅关乎地缘政治实时更新的动态变化，还涉及美国产业界和金融界不同利益群体的角力。

可以肯定的是，这项传闻中的法案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对外许可驱动型的中国创新药企业。“尤其是在热门赛道如GLP1和ADC、开发高价值新药的biotech。”上述律师补充道。

根据Jefferies在7月发布的一篇股票研究报告：2025年前三个月，32%的生物技术类BD发生在中国，而2024年和2023年这个数据还停留21%左右。因此，在这个大背景下，草案的影响范围覆盖的并不是几家企业，而是“BD成为中国生物医药重要融资渠道”这一大趋势。

事实上，自从“生物安全法案”通过以及中国地缘关系越发紧张之后，美国方面对华投资就已经变得非常谨慎。根据深蓝观此前对在美从事跨境合作与BD业务人士的采访，如今美元基金基本不再会直接投资中国biotech了。即使是在美企业，如果是纯华人团队，被美方资本投资的可能性也不高——除非团队成员全部是美国公民，并且是成功的连续创业者。

根据全球私人资本协会(GPCA)于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2024年，专注于中国企业的VC基金仅以美元筹集了14亿，约为一年前的一半，远低于 2022 年的175亿美元。

在这种背景下，才会诞生出Newco这种“曲线救国”的新方式，可以间接利用美国的金融实力“接生”中国管线资产。但这次特朗普政府正在谋划的草案，或许对Newco也会产生重创。

“在过去，Newco确实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交易方式。但它的来源毕竟还是中国来的 IP，很多数据也产生自国内，所以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会被新规覆盖。”上述律师判断道。

但所幸的是，这项草案在短期内大概率不会对已经达成或接近达成的交易产生太大影响，甚至会引发窗口期内的短暂繁荣。上述律师认为，不少企业应该会在面临未来风险时，尽快推进可能的交易机会。

另外，还需要考虑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风格：根据其此前对“药物价格价格管控“和”对华加征关税“等事务的态度，他往往会抛出一些“大动作”的噱头，并通过激烈言辞或草案制造议题，提高政治筹码，之后再通过谈判或让步换取其他利益。因此，这次草案的后果，很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性动作”而非全面封锁。

“即使最终行政令落地，但是当政治理念和行业现实发生碰撞以后，也有可能撞了南墙后马上回头。”上述律师谈到。因此，目前他对于该行政令依然整体持观望态度。

报道中提到的四名游说者，包括硅谷亿万富翁蒂尔（Peter Thiel）、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Sergey Brin）、科赫家族（Koch family）以及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从目前已有资料来看，蒂尔旗下的投资公司，包括Thiel Capital和Founders Fund，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拥有大量投资，覆盖了制药、医疗保健和医疗设备等多个早期阶段的公司 。  

风险投资的核心商业模式是：投资于高风险的美国早期生物技术公司，并在这些公司被大型制药企业高价收购时实现高倍数的回报退出。然而，近年来大型药企绕过这些昂贵的美国初创公司，转而从中国授权价格更低、风险更小的创新资产的趋势 ，直接破坏了蒂尔等投资人的整个投资逻辑和退出渠道。

这份行政令若能实施，将有效地建立一道保护主义壁垒，迫使大型药企“购买美国货”，从而恢复美国本土初创公司的吸引力，保障蒂尔等投资人的丰厚回报。

而布林作为 Google/Alphabet 联合创始人，其公司在AI：尤其生成式 AI、模型和基础设施上，也是绝对核心的利益方；

布林的动机似乎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和一种更广泛的技术民族主义关切，即对一个竞争对手崛起的担忧。他过往的行动表明，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愿意将原则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他对该行政令的支持，可以看作是他一贯立场在新战线上的延续。他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由国家主导的技术发展采取强硬路线。对布林而言，这可能不仅仅是关于某项生物技术投资，而是关乎整个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而生物技术正是这场竞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新战场。

科赫家族的投资方向更偏制造业，对AI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性能计算、AI企业平台以及供应链现代技术解决方案上；库什纳则刚刚官宣了自己新成立的AI公司Brain Co，主要服务于大公司和政府，使用AI来改善其运营。

在美国，biotech行业，投资衰落早发生在中国biotech崛起之前。依旧是PitchBook数据：从 2018 峰值算起，专注生物医药的基金募集总额已下跌约 92%。

近期中国的和大MNC的BD，成为美国生物医药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根据 Reuters 报道，美国药企至 2025 年中已与中国公司签署 14 个许可交易，这些 deal 潜在价值约 183 亿美元。相对而言，虽然一些中小biotech也达成一些交易，但面临威胁的情况更加普遍。

这其实也点出了这项草案背后说不通的地方：中国biotech对美license out，最大受益人其实是购买中国资产的美国企业；即使是在Newco，能挣到大钱的还是美国投资方。这些事实对于美国产业重振终究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对中国早期资产的封锁，其实并不能直接提高美国本土biotech的竞争力。上述律师提到，美国本土biotech的原生问题：比如开发成本和效率上的不尽如人意，并不是短期形成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需要注意的是，如今的游说阵营和反向游说阵营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他们里面也有一部分的重叠。”他说。在MNC和部分生物制药产业投资人的强势影响下，草案最终是否能落地依然是一个黑箱状态。

短期来看，市场会有震荡，部分交易可能因担心政策落地而加速推进，更多则会进入观望。BD节奏放缓，不确定性上升。

长期来看，这并不是“致命一击”。行政令可能增加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但不会彻底关闭通道。中国Biotech凭借成本优势与研发效率，依然具备全球竞争力；欧洲药企仍是合作伙伴，美国要建立全球统一封锁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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